一個向“人民楷模”朱彥夫同志學習的熱潮，正在齊魯大地興起。
許多人在學習中思考：這位四肢全無、失去左眼、頭部背部還殘留著彈片、腹部有嚴重刀傷的特殘軍人，在其重傷致殘后的漫長歲月中，忍受著比常人多得多的痛苦，經受著比常人多得多的磨難，艱苦跋涉，不懈追求，每一步都留下了堅實的人生足跡，是什么支撐著朱彥夫走過了艱難卻又輝煌的歷程?
《大眾日報》日前刊發三篇通訊，并配發三篇評論，為讀者揭示朱彥夫身上的三個特質。
忠誠
忠誠為黨 一心為民
空山新雨后，天氣晚來秋。10月11日，一場雨后，天氣漸涼，沂源縣西里鎮張家泉村的山路薄霧環繞，漫山的青色有些泛黃，路邊的野花在風中搖曳。
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。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，是無數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拼來的，我們要時刻深懷感恩之心。”已是耄耋之年的朱彥夫雖然飽經風霜，但話語之中、眉眼之間，依然流露出一名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。
在朱彥夫家里有一樣東西，他視若珍寶，那是他在戰場上榮獲的3枚軍功章。在他看來，軍功章不僅包含著對軍旅生涯的回憶，更是黨和人民給予的最高獎賞，它像一面鏡子，照射出革命戰士對黨忠誠的深度和純度。
童年苦難的歲月，家仇國恨，在他的幼小的心靈深處埋下了抗爭的種子。1947年，年僅14歲的朱彥夫參軍入伍，先后參加了淮海戰役、渡江戰役、解放上海戰役等戰役戰斗上百次，至今他的頭部、背部還殘留有彈片。解放上海時，16歲的朱彥夫只身炸毀敵人3座碉堡，身負重傷，榮立戰功，火線入黨。
“當祖國和人民需要的時候，我準備一次性把自己獻出去。”朱彥夫曾在作品中寫下這樣的文字。
1950年冬，抗美援朝戰場，朱彥夫所在部隊經過浴血奮戰，成功拿下了二五〇高地。來不及休整，他們就接到命令：死守高地。
在零下三十多攝氏度的嚴寒中，炮彈像雨點般砸在高地上，朱彥夫和戰友們舍生忘死，在沒有后勤補給和彈藥補充的情況下，硬是打退敵人十多次進攻，但也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，戰士們一個個倒下。到第三天，僅剩的朱彥夫也被手榴彈炸昏，重傷倒在陣地上。
昏迷中，朱彥夫覺得還在與敵人戰斗。他越打越渴，越打越餓，一塊黏糊糊的血肉順著鼻梁滑到嘴邊，他本能地一口吞了下去。彼時的朱彥夫哪里知道，他吞下去的竟是自己的眼球。
失去四肢和左眼的朱彥夫想到死，但連死的能力都沒有了。冷靜后的朱彥夫很快重新燃起了斗志。“身體雖然殘廢了，但我的心還是完整的，我要用一顆火熱的心報答黨和人民。”朱彥夫說，為了死去的戰友，也必須活下去。
“當干部，就是要把心掏給百姓，以心換心，群眾才會信你、認你。”1957年，回到家鄉帶領群眾建設家園的朱彥夫，開始了另一場“戰斗”。當時，張家泉村原來的黨支部班子渙散，兩年內換了3任書記，也沒能帶領群眾走出困境。朱彥夫上任后，通過抓班子、強建設，村風、村容、村貌煥然一新。
1973年夏天的一個早晨，一場瓢潑大雨從天而降，路沖毀車不通。從博山采購架電材料回來的朱彥夫，掏了掏身上所剩無幾的錢，只好雇了頭毛驢返回沂源。由于山路高低不平，朱彥夫兩只殘臂抓不住韁繩，好幾次從驢背上摔下來，倔強的他又一次次爬上去。當走到博山與沂源交界的松仙嶺時，趕驢人實在不愿意送了，朱彥夫只好拄起雙拐，一步步往前挪。趕驢人不忍心，又追上來問明底細。當他得知這個沒有手和腳的人是在為村里架電奔波時，馬上把毛驢拽到朱彥夫身邊，將他送回村里。
7年間，朱彥夫跑油田、去上海、闖西安、下南京……先后79次外出，行程7萬多里，歷盡千辛萬苦，終于備齊了價值20多萬元的架電材料。1978年12月，全長10多公里的高壓線路跨過一道道山梁、一道道溝壑，終于接到了村里。
時至今天，朱彥夫都清楚記得，通電那天，張家泉村村民都守在電燈下，眼瞅著，守了整整一夜。
擔任村支書25年間，朱彥夫忙忙碌碌為村里辦事，他的家曾是村里的識字班課堂、免費醫療所、村委辦公室;他沒吃過群眾一頓飯，上級每月分配給他的白面、紅糖，他也總要分一些給四鄰八舍的老年人和五保戶。
朱彥夫有撫恤金，是全縣唯一吃“國庫糧”的村支書，可他家里也會時常連鹽都沒錢買。因為他把微薄的撫恤金用作村里的發展基金、慈善基金。這些錢，當年是鄉親們公認的救命錢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妻子陳希永總是想方設法從自己嘴里省下糧食，留給老人、丈夫和孩子，每年青黃不接時，她經常要靠吃野菜、啃玉米芯、吃槐樹葉子等充饑，因為長期吃，眼睛腫得只剩下一條縫。
靠著“打鐵先得自身硬”的堅定信念，張家泉村支部班子真正錘煉成了一個團結奉獻、為民務實、敢打硬拼的戰斗堡壘。
“老書記給我們樹立了榜樣，我們也是一任接著一任干，堅持把群眾利益放在心頭。”張家泉村村委會主任劉文合說。
眼下的張家泉村，玉米堆滿了墻根，蘋果掛滿了枝頭，豐收的喜悅洋溢在每個村民的臉上!朱彥夫心里始終裝著村里的父老鄉親，村里的父老鄉親也始終掛念著他。
執著
執著奮斗，永葆初心
入秋之后天氣漸涼，最近的幾場秋雨更是讓朱彥夫的舊傷隱隱作痛。這位86歲的老英雄半躺在床上，但他眼神中依然透著堅毅和力量。
從戰場上幸存下來的朱彥夫，先后作了47次手術，兩腿從膝蓋以下截去，兩手從手腕以上鋸掉，失去了左眼，右眼的視力僅剩0.3。
“說句大實話，如果我不是黨員，忘記了舉拳頭，器官早就萎縮了，精神早就崩潰了。我老朱心里要不是裝著黨，裝著共產主義，早就死了。共產黨員死都不怕，還怕啥?先做個能自理的人吧。”朱彥夫說。
他最先雙臂碴夾起勺子，還沒等靠近碗沿，勺子就掉了;用嘴叼起勺子再用臂碴夾緊，方向把握不準，又把碗碰翻;重來……一個動作每天要琢磨練習成千上萬次，一氣練了幾十天。在別人看來，這份執著甚至有些倔。
終于自己能吃了，他興奮不已。又對準了下一個目標——站起來!
他先讓人幫著裝假肢，后來，又偷偷自己裝，但是每次都摔得血肉模糊。反反復復練習之后，終于靠自己一人裝上了，朱彥夫興奮得一下子從床沿站起來，感覺自己高了許多，可還沒站穩又摔倒在地。
摔倒，爬起;再摔倒，再爬起。四肢的創傷面剛結痂，又被磨破，鮮血直流，浸透了衣服和腿套。
朱彥夫又一次頑強地站了起來。他挑了病房外一棵最高的楊樹，并排站著，但沒靠著。終于，他看一切，不再是仰視。
從1996年患腦梗塞至今，朱彥夫半身不遂，右側身體失去了知覺，甚至連穿假肢行走的“權利”都沒有了。清醒后他交待兒子，在自家的天花板上，安了一只帶鐵鏈的吊環，他用那只還能活動的左臂，每天牽引鍛煉上百次。除此之外，他還堅持每天甩臂擴胸兩個小時以上。他不能失去行動的能力，不能降低自己的“幸福指數”。
“你一定要記住，一個連的消亡，在戰爭史上可能不算什么，可你要想法兒把這壯舉記錄下來，告訴后人，我們死也瞑目了!” 朱彥夫至今仍記得連指導員高新坡彌留之際的囑托。
“我不會寫，就用口說吧。”
從1952年開始，到1996年突發腦梗塞倒在講臺上，44年間，朱彥夫拖著殘腿，每請必到，奔走大江南北，無償作了1000余場報告，聽眾達幾百萬人。為了作報告時不上廁所，他不敢喝水，每一次都講得口干舌燥。
每作一場報告，朱彥夫就像大病一場。但為了戰友的囑托，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們曾經的苦難與輝煌，珍惜他們用生命換來的和平與美好，朱彥夫覺得，值!
作報告仍有局限，朱彥夫又作出一個決定——寫書。
為了寫書，朱彥夫翻爛了四本字典。他用殘臂翻頁，有時干脆把臉貼在字典上，用舌頭一頁一頁地舔……剛開始，他用嘴含筆寫字，每天只能寫十幾個或幾十個字，口水連著汗水，淚水和著墨水，弄得字跡模糊。后來，他殘臂夾筆，每天能寫上百個字，甚至五六百字。兒女們勸他口述，但他堅持自己寫，他已把寫作當成磨礪意志的方式。
整整7年，一天學沒上過的朱彥夫，用掉半噸稿紙，先后七易其稿，終于寫成了33萬字的長篇小說《極限人生》。
拿到新書的當天，朱彥夫把自己關在屋里，打開書的扉頁，恭恭敬敬寫滿了犧牲戰友的名字，然后，顫抖著劃著火柴，將書點燃。朱彥夫哽咽著說：“指導員，書出來了，你的遺愿實現了，你看看吧……”
張家泉村縱貫著三條深溝，最寬的地方有100多米，把全村分割得沒有一塊像樣的土地。回鄉擔任村支書后，朱彥夫提出，用鋤頭和獨輪車，向荒山和溝壑要耕地，全村吹響了向貧困宣戰的號角。
整整幾個冬天，朱彥夫像一名不知疲倦的戰士，拖著17斤重的鐵腿，和全村上百號勞力一起住荒山，填深溝，造梯田。
現任張家泉村黨支部書記劉文合告訴記者，當時的工程量非常大，石頭都是從千米外的山上用小木車子推下來的，然后從別的地方取土填起來。光這樣就增加了70多畝良田。
有了地，缺水問題又突顯出來。張家泉村原名張家莊，是個有名的缺水村，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，吃水都是難題。
1971年2月，大雪紛飛，滴水成冰。朱彥夫帶領全村380多名勞力，分成7個施工組，晝夜不停地修建大口井。
數九寒天里，朱彥夫拖著假肢不停地在水利建設的工地上走動著。挖到10多米時，朱彥夫不放心，堅持下到井底去看看。等到大伙把他拉上來時，朱彥夫覺得殘腿疼得很厲害，假肢怎么也卸不下來，原來是井里的泥水、腿上的汗水、斷肢創面滲出的血水，已把假肢和殘腿凍在一起。
經過一個冬天的苦戰，龍王廟大口井終于竣工了。張家泉村有了歷史上第一眼大口井!張家莊正式改名為張家泉。
為了引水上山，朱彥夫六上省城，十進縣城，請水利專家幫助測量和規劃選址，購買引水設備，修建了1500米長的高架水渠，使全村300多畝旱地成為水澆田。如今，張家泉村凡有果樹的地方都能澆上水，家家戶戶吃上了自來水。
大口井里的水已經流淌了半個多世紀，讓村民吃上了飽飯，鼓起了腰包，更滋潤了百姓的心田。
樸實
樸實做人，無私奉獻
10月，淄博市沂源縣張家泉村，漫山果樹枝頭上熱鬧起來，掛滿一個個“沂源紅”蘋果。看到當年的荒山生機勃勃，村民們過上了好日子，曾經的村黨支部書記朱彥夫滿懷欣慰。在朱彥夫家，86歲的老英雄坐在床上，依舊是戰士的英姿。
1947年沂源解放，那年冬天，14歲的朱彥夫穿上了軍裝。讓他自豪的是，在淮海戰役、渡江戰役、抗美援朝等上百次戰斗中，他都立過戰功。在抗美援朝戰場上，朱彥夫失去四肢和左眼。是一輩子在療養院被人伺候，還是回老家?“去”還是“留”,如當年的“生”還是“死”一樣，擺在了他面前。最后，他作出決定：不能讓國家養起來，我要回家。
1956年春，主動放棄榮軍休養所特護待遇，朱彥夫毅然回到家鄉——沂源縣張家泉村。1957年,他擔任村黨支部書記，在人生的第二個“戰場”,與鄉親們一起奮斗25年。
一上任，朱彥夫就拄著拐，拖著17斤重的假肢，臂上搭著塊隨時擦汗的毛巾，深一腳淺一腳，到田間地頭查看生產，逐門逐戶查訪民情。主意慢慢拿定：治山、治水、造田、架電。一個個山里人想都沒想過的大工程，在張家泉村熱火朝天地展開。他始終掌握第一手資料，春天的耕播、用肥、苗情他了解;夏天莊稼長勢、旱、澇、蟲、草荒他知道;秋天莊稼收割、打場情況他說得清;冬天整地、積肥狀況他了然于胸。
全縣第一個有拖拉機、第一個平均畝產過600斤;全鄉第一個用上電、村民人均收入第一……誰能想到，這么多“第一”,竟是張家泉村，這個建國初期村民連地瓜干都吃不飽、一到災年就靠討飯糊口的窮山村創造的。
在休養所頤養天年，不是很好嗎?即使回到村里，也可以吃國庫糧，衣食無憂，為什么非要干村支書這個苦差事呢?朱彥夫說：“雖然我沒手沒腳，但有心有腦，哪能吃閑飯?看到鄉親們連飯都吃不飽，我哪能袖手旁觀?帶領大伙過好日子，困難肯定不少，但再難，比戰場上拼刺刀還難嗎?與其腐爛，不如燃燒!”
那時候，村里沒有辦公室，朱彥夫家狹窄的屋子就是會議室。支部開會，一開就到深夜。他不止一次對全家人說：“咱家有特等殘廢這一個‘特’字就夠了，絕不容許再有一個‘特’字出現!”
對家人嚴苛得近乎“殘忍”，但朱彥夫對村民卻百般呵護。他的大女兒朱向華告訴記者，父親每月的傷殘金，大部分都用在了集體的事和接濟村里的窮人、病人上。上級每月配給他的白面、紅糖，他也總要分一些給四鄰八舍的老年人、五保戶、病人和烈軍屬。家里的雞蛋也不讓孩子們吃，用作公務招待。公社、縣城來人，到了吃飯點兒，他就自掏腰包在家里招待。。
前不久，張家泉村現任支書劉文合又來到朱彥夫家。一落座，朱彥夫就扒拉開自己的日記本，搓出一張紙條交給劉文合。這是老書記的習慣，自從朱彥夫患腦梗塞后，思維就難以一直清晰。看電視時，有什么致富項目和信息，覺得村里能用上，或者自己有什么建議，他就寫下來，等村里來人交給他們。
朱彥夫是個發光源，釋放正能量。在他身上，沒有暮氣，沒有怨氣，沒有驕氣，而是處處彰顯著勤儉樸實的優良作風、感天動地的浩然正氣。從1952年開始，到1996年突發腦梗塞倒在講臺上，44年間，朱彥夫拖著殘腿，每請必到，奔走大江南北，無償作了1000余場報告，聽眾達幾百萬人，所到之處，都會引起聽眾的強烈共鳴。
談吐間，他有軍人的豪氣，也有沂蒙漢子的樸實。他常拿自己開玩笑，身上的傷疤每到陰天下雨就疼，他說自己是“天氣預報”;假腿走在泥水里，他說這就是優越性，零上100度不覺得燙，零下100度不凍得慌。“我當了一輩子‘小偷’，14歲偷著去參軍，從療養院里偷著回家，當村支書也是瞞著家人偷著干上的。晚上想出門查看工程，老伴、子女都不讓，我就偷著去。見熟人就躲到莊稼地里，要不讓他們發現了就背著你、推著你，你就看不到想看的東西了，就不自由了。”在朱彥夫心里，“偷”是一種幸福。
